众所周知，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，也是使用者覆盖地域最广的一种语言。但事实上，在英、美、加、澳等英语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，其中特别是非洲、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群岛，流行的却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“混杂英语”。不论在圭亚那茂密的种植园、巴基斯坦喧闹的集市，还是在南非豪华的板球场、肯尼亚拥挤的海滨浴场，甚至在英、美本土都市的大街小巷或边远地区，都可听到这类五花八门令人称奇的“混杂英语”。
圭亚那诗人阿加德就常常以一种带有浓浓地方色彩的“混杂英语”来创作并当众朗诵他的诗作。当他以铿锵的嗓音朗诵他的新诗“加勒比钢鼓”时，他的同胞们个个陶醉在诗歌传达出的激情中，并不时地鼓掌喝彩。但同在台下倾听的英国语言学家们却不知所云。对此他们分析说，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到：“语言基因”之间的一种颇富创造性的“杂交”，产生出一种英语词汇和语法与本地语言的“混杂英语”，而这种全新的英语对讲“正宗”英语的英美人来说，可能是完全陌生的，甚至犹如一门新的外语。
尼日利亚作家莫吉德撰写的论文“试论一夫多妻制之优劣”用的是又一种尼日利亚风格的“混杂英语”，这使得大多数英美学者在“拜读”时困难重重。英国里兹大学语言学家托德指出，其实这种西非地区的“混杂英语”早在17－18世纪时就已诞生———当时有大批英国海员来到西非海岸做生意，于是“造就”了形成西非式“混杂英语”的特殊历史背景。这种“混杂英语”尽管高占90％的词汇来自英语，但使用这些词汇的方式与英国人完全不同，无怪乎连英国的专家、学者都会感到如“天书”般难读了。
有趣的是，大部分“混杂英语”流行在赤道地区。英国语言学家们把西非和加勒比地区的“混杂英语”归属于所谓的“大西洋家族”，而把夏威夷、巴比亚－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屿的“混杂英语”归属于所谓的“太平洋家族”。英国语言学家李斯曼认为，“太平洋家族”的“混杂英语”显然与当地历史悠久的种植园经济息息相关。如在西印度群岛，当时盛行的奴隶买卖把成千上万非洲黑人带到当地的种植园干活，这就是西印度群岛各种“混杂英语”得以产生的大背景———那时，来自不同地区，说着不同语言的各色人种在一起居住、劳动，迫切需要进行交流，于是带有不同土语色彩的各种各样的“混杂英语”便应运而生了。
甚至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沿海岛屿上生活的黑人，至今讲的仍是一种加纳风格的“混杂英语”。由于长期和外界隔绝，这种语言自18世纪进入此地后就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。美国一些语言学家们认为，它并未受到美国主流英语的影响，是北美黑奴说过的“混杂英语”中少见的“幸存者”，称得上是一种纯正的“混杂英语”。而在美国其他地方，它在公共场合已几乎绝迹了。其原因是：白人主流社会对“混杂英语”一直持排斥态度。在首都华盛顿当邮递员的一名非裔美国人就披露，在他们老家通行一种语言，但对外界却不能用，外界会认定你土里土气或不太聪明。由此，用不用这种语言，无形之中竟成了鉴别一个人风度和智商的标准。
与美国人普遍对黑人“混杂英语”的敌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不论是西非、加勒比地区，还是夏威夷、西印度群岛，人们大多为自家的“混杂英语”感到自豪。圭亚那诗人阿加德就认为，他使用的这种“混杂英语”是世界上表现力最丰富、音韵最美的语言。然而话还要说回来：在今日非洲，不少人仍对英语（不管是正宗英语还是“混杂英语”）在非洲大陆的大行其道而摇头叹息。肯尼亚语言学家邦德就坚持认为，虽说非洲殖民主义的政治结构早已不复存在，但殖民主义的语言结构并未随之消失。他对许多非洲国家，如尼日利亚、加纳、塞拉利昂、冈比亚、肯尼亚、赞比亚等在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后，仍把英语作为“官方语言”感到“大惑不解”。另一极端的例子出在坦桑尼亚———该国在30年前曾在语言问题上采取过十分激进的政策，即以当地的斯瓦西里语成功地“制约”了代表殖民主义的英语。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却是负面的：与相邻的肯尼亚人相比，如今坦桑尼亚人的英语水平差了一大截。30年后的今天，坦桑尼亚人终于认识到，斯瓦西里语的用途毕竟是有限的，尤其在科技、外交、外贸等领域显然有其局限性。政界人物也开始反省：当时实行的这种语言上的“自我封闭”，实际上正是占了主导地位的“闭关锁国”观念的一种反映。
